归根结底一句话：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，无论他是皇帝还是乞丐，不管她是圣徒还是妓女，会轻易地认为自己的思想竟然是错的。【题引】：有一天，王阳明的弟子问：“老师，我犯过许多错误，可你为什么不提醒我？”王阳明反问：“我没提醒你，你怎么知道自己犯了错误？”弟子答：“我学习后才知道。”王阳明说：“所以我教导你学习啊。”弟子有点疑惑：“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应该帮助我改正错误。”王阳明笑道：“你自己的错误，别人怎么改正得了？只有你自己，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。”其实这个心理，可以用《道德经》里的两句话来概括。第一句：㊣不自是，故彰；

1、公元200年，中国历史上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战役叫“官渡之战”。最终，曹操以三万兵马击败袁绍十几万大军，从此拉开了历史新序幕。可是这场战役，不仅袁绍自己后悔不已，就连后世无数的历史学家也为之扼腕痛惜。为什么？因为袁绍本来不会失败，如果当初他采纳了田丰提出的“持久战+游击战”建议的话。那么按照常理：失败后的袁绍一定会痛定思痛，亲自去监狱里给田丰松绑，并且赔礼道歉，重新启用。还别说，在“官渡之战”失败后，真就有一个狱卒向田丰提前道喜。然而，田丰却仰天长叹道：“他若胜了，我或许能活；如今败了，我必死无疑。”【备注】：《三国志•袁绍传》：丰曰：“若军有利，吾必全，今军败，吾其死矣。”果然，袁绍回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将田丰“杀人灭口”。

2、不过，田丰之死虽然可惜，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。起码他临死前的这一叹，就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人性的天大秘密。这个秘密就是：正常的人，是不会认错的。什么？让一个人认错真的有这么难？对！不仅难，而且难于上青天。

3、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艾略特·阿伦森为了研究这个现象，还专门写过一本书来探讨。书的名字就叫《谁会认错》，他在书里收集整理了数不胜数的真实案例：从总统到平民；从明星到穷人；上至国会议员，下到企业职工；无论是高教育的大学教授，还是低文化的街头小贩。几乎无一例外，全体国民统统都是“死不认错”的代言人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我觉得可以用一些形象的比喻来解释：因为当一个人承认自己错误的时候，就等于是从大脑中强行卸载掉旧的思维，同时再安装一套新观念。而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，往往会引发大脑信息短路，从而造成思想系统的紊乱。这可并不是我空口无凭，一时臆想，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心理学和脑神经学双重依据。我上面描述的那种现象，在心理学上被称为：“认知失调”。这个概念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·费斯廷格在1956年首次在《当预言失灵》一书中提出来的：因为他发现那些所谓的末日邪教派成员们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信仰坚持。哪怕他们的教主关于地球灭亡的预言失败了，他们也不会认为教主在欺骗。但是，毕竟这种“预期落空”引发了他们认知上的不协调，那怎么办呢？指望他们知错就改，回头是岸？公开承认自己蠢？别开玩笑了。认错这么反人性的事情，世界上从古至今就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。声明一下：这里的”认错“是指发自内心的认为自己的思维是错的，不是那种勉强装出来的面子功夫。所以，基本上所有的信徒为了解决这种认知失调的办法不是承认错误，而是去接受一个新的预言：外星人已经因为他们的虔诚信仰而饶恕了这个星球。也就是说：当人们在遇到一个跟自己认知不匹配的新观念的时候，第一反应不是接受并改正，而是找出支持旧观念的其他理由，哪怕这个理由荒唐至极。

4、值得一提的是，美国神经科学家德鲁·威斯顿通过核磁共振技术，扫描人类在处理信息时的脑电图表明：当人面对令自己认知失调的信息时，大脑主管理性的区域就会突然“断电”，停止工作；而当恢复了协调时，大脑的情绪区域就会突然“亮灯”，兴奋异常。——艾略特·阿伦森《谁会认错·第一章》也就是说：当人在面对自己错误那一刻，是没有理性的，所以是不可能认错的。除非等大脑适应了那一套新的、正确的思维程序，人才会恢复理性，改过自新。所以，我们在生活中即使听到一个人说“对不起”的时候，也往往是几天，或者是几个月，甚至几年以后。当然，如果他的大脑与新思维程序不兼容，那么我们恐怕就永远也不可能看到他低头道歉的样子了。

5、现在我们终于明白：让一个普通人认错都是那么地艰难，何况是帝王将相呢？当我们明白了这条人性规律的时候，也就明白了“不自是”的重要性。所谓“不自是”，就是不以自己的想法为绝对准绳，去度量天下一切人和事。尤其是当一个领导者“自是”的时候，往往会产生涟漪效应，造成的恶果也往往会放大数十倍。

6、讲一个老典故：公元631年，有一个叫李好德的人在公共场合妖言惑众，可能说了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。唐太宗大为光火，下令道：“关起来严查！”当时的大理丞张蕴古经过一番调查，最后上报说：“此人有癫痫病症，所以才疯言疯语。按大唐律例，应该无罪释放。”唐太宗一听：“罢了，那就按制度办吧。”第二天，有一个人向唐太宗打小报告：“李好德的哥哥跟张蕴古是老乡，恐怕两人有私情。”唐太宗大怒，二话不说。立马派人将张蕴古抓起来，拖出宫门外，就地处斩。——《贞观政要·刑法第三十一》然而，唐太宗前脚刚砍下了张蕴古的人头，后脚就悔青了肠子。是的，他知道自己错了。但是他面对错误的方式特别有意思：他并没有从灵魂深处对自己进行一番深刻的检讨，而是顺手一推，将责任迁怒转稼给了文武百官。他质问道：“张蕴古即使有罪，也罪不至死。朕只是一时冲动，你们当时怎么都不劝谏呢？你们这些辅臣是干什么吃的？有什么用？”

7、你看，这就是人性。即使是英明神武的唐太宗在面对自己错误的时候，跟一个街头不讲理的泼妇也毫无二致。当然，作为一国之君，“自是”是付出巨大代价的。张蕴古被杀之后，大唐的法官们人人自危。为了怕被人扣上“徇私枉法”的帽子，纷纷在处理案件时都不加斟酌，一律从严。从而导致天下百姓惶惶不安，提心吊胆。最后，唐太宗痛定思痛，为了避免重蹈覆辙。不得不下诏：“从今以后，凡是死刑案件，必须反复上奏五次，方可决断。判决前，上奏两次；判决当日，上奏三次。”——《旧唐书·刑法志·第三十》于是在第二年，才出现了全唐死刑犯只有320人的“贞观奇迹”。这就是一个帝王在“不自是”以后，政策所散发出来的一道明朗光辉。所谓的“彰”，不就是“彰明”吗？所以老子说：“不自是，故彰。”第二句：㊣自是者不彰；

（1）、西汉初年，准确的说是公元前200年。一方诸侯韩王信（备注：并非淮阴侯韩信）谋反，刘邦亲率大军讨伐。刘邦连战连捷，一直打到了山西太原附近。韩王信狗急跳墙，于是勾结了北方的匈奴。准备双剑合璧，联手应战。刘邦大怒，但是为了摸清虚实，只好先派了一些使者去查探。匈奴首领将计就计，故意将精兵和肥马隐藏起来，军营内外调派的都是老兵瘦马。——《史记•刘敬叔孙通列传•第三十九》使者前后一共派出了十几拨，回来都报告说：“匈奴可伐。”刘邦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听到这样的好消息，自然心花怒放。认为平定中原，指日可待。不过为了稳妥起见，刘邦最后决定象征性地派娄敬再去一趟。然而意外的是，娄敬出使回来却浇了一盆冷水说：“两国相持，匈奴应该展示肌肉才对。但是匈奴的军营里连一个壮丁都看不到，此必有诈。所以依老臣看来，匈奴不可伐。”刘邦本来信心满满，已经精心策划了好几个月。听到娄敬的报告，忍不住破口大骂：“你个老匹夫，就会呈口舌之利！匈奴给了你什么好处？妄想用一张嘴就堵住朕的二十万大军。”于是，娄敬被关进大牢，刘邦率全军出征。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：刘邦中了匈奴的埋伏，被困在山西大同的白登山七天七夜，史称“白登之围”。要不是陈平临时使出了一套变相的美人计，刘邦恐怕就饿死在白登山上了。

（2）、这一整个事件的过程：其实就是使者们和刘邦从“自见”到“自是”的一步步生长发展的过程，他们像井底之蛙一样沉浸在幻想的情境中运筹帷幄， 根本就没有想过站在匈奴的角度去客观地看待两国对峙的全景，焉有不败之理？反观娄敬，他就并没有让自己的视角局限于敌我的任何一方。所以才能透过层层迷雾，看出完美假象背后的破绽。幸运的是，刘邦并没有像袁绍一样愚蠢的“自是”到底。他逃回来之后，亲自去大牢里认错检讨，还把娄敬敕封为建信侯。当然，你可以说刘邦并非是诚心改悔，只不过是一番政治表演而已。但你无法否认的是：在后来汉王朝的朝堂上，一定会站出许多敢于提反对意见的人。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，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，当然是好事，这不就恰恰印证了“自是者不彰，不自是故彰”这句话吗？所谓的“彰”，指的就是良政能发扬光大的意思。而一个好领导者的标准：就在于随时随地都能虚怀若谷，不仅不能自以为是，甚至还要常常自以为非。

（3）、美国的一位历史学家多丽丝·科恩斯·古德温就在《林肯与劲敌幕僚》一书中指出：美国历史上的第十六任总统林肯，就是一位“不自是，常自非”的领袖。在他的八名内阁成员中，竟然包含了他曾经的四位政治死敌。这四位政敌甚至还被他任命了一些最高职务：比如国务卿的职位，他给了威廉·西沃德；陆军部长的职位，他给了爱德温·斯坦顿；财政部长的职位，他给了萨蒙·蔡斯；首席检察官的职位，他给了爱德华·贝兹；我们要知道，这四位政坛老将可都是专门跟林肯唱反调的人。即使他们进了内阁，依然对林肯冷嘲热讽，甚至掀桌子大骂都是常有的事情。但是，林肯为了避免自己变成井底之蛙，为了避免自己做决策的时候陷入“自是”的假象。选择了忍辱负重，兼容并蓄。这就是一个优秀领导者的政治远见和职业胸怀。

（4）、在上面关于“不自是故彰”的解读中，我提到过一个心理学名词叫：“认知失调。”就是指人在面对自己的错误的时候，大脑会发生短路，暂时失去思考的能力。所以会一错到底，死不悔改，这就意味着：普通人的大脑中都安装着一套“死不认错”的思维系统。而美国的神经脑科学家德鲁·威斯顿则用现代医学技术，证明了这一点。他曾经做过一项研究：在人类处理信息时，通过核磁共振进行扫描，脑电图表明：当人面对令自己认知失调的信息时，大脑主管理性的区域就会突然断电，停止工作。——艾略特·阿伦森《谁会认错·第一章》也就是说：人在面对跟自己意见相反的信息时，大脑会关闭理性，启动情绪来对抗。这让我不禁想起了古代的一则笑话：话说楚国有一个乡下人，从来没有见过生姜。有一天跟人争论说：“姜是长在树上的。“对方纠正说：“错，姜是长在土里的。”这个乡下人却固执己见，说：“你去找十个人问一问，我敢以自己骑的毛驴跟你打赌。”然后，他们果真问了十个人。结果十个人都说：“姜是从土里长出的。”这个乡下人气得脸色大变，拂袖而去。临走时还留下一句话：“毛驴尽管输给你了，但是生姜还是树上长出来的。”——（明）江盈科《雪涛小说·姜从树生》虽然，这只是一则笑话。但是它无疑是脱胎于现实生活，道出了一条人性至理：每个人都是根深蒂固的“自是”者，不管你拿出多少证据证明他错了，他依然会从另一种角度证明自己是正确的。即使是那些黑社会人士以及监狱里的罪犯，也不例外。你一定会说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但是，这就是事实。

（5）、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，戴尔·卡内基在写《人性的弱点》一书的过程中。曾经对美国一所著名的“星星监狱”进行了深入的访问和调查，他惊讶地发现：无论是杀人犯还是黑帮头目，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罪有应得，有的人甚至会认为自己为社会做出了某种贡献。比如：杀人犯会说自己是替天行道，为民除害；非法经营者会说自己的黑市交易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；著名的黑社会教父阿尔卡彭则自豪地声称：“自己为社会的边缘青年提供了一份谋生的工作。”其实，他们的逻辑虽然听起来荒唐不经，但并不难理解。因为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，他的思想和行为必须是统一的。如果发生偏离，人就会感到迷茫和手足无措。就好像机器人的指令和行为如果不统一，也会陷入瘫痪的状态。所以，人一旦发生“认知失调”，就必须立即校正。那么，思想和行为哪一个更容易被调整呢？当然是思想。因为你投入行动的成本，一般都远远高于你思考的成本。根据行为经济学的“沉没成本”效应，你投入的越多，就越不容易放弃。所以，你最划算的办法就是：校正自己的思想，以符合自己当前的行为，哪怕是随便找一个荒唐而可笑的理由。这就是人们往往“死不认错”的经济学原因。

（6）、所以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：越自是的人，越容易犯罪。所以罗素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：“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麻烦就是：傻瓜和狂热分子对自己坚信不疑，而智者总是充满疑虑。”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智者就像是一个大法官，每天都要面对并且处理原告的诉讼状和被告的辩护词。所谓的“被告”就是我们“行为”，“原告”就是我们的“思想”。而大法官其实在短时间内，是很难决断思想与行为究竟“孰是孰非”的，甚至往往会出现“今是而昨非，明是而今非”的矛盾状态。所以罗素还说过一句名言：“我才不会为自己的信仰而死，万一我是错的呢？”说句老实话，我之所以比较喜欢罗素：就是因为他不装逼，总爱说老实话。

（7）、由此可见，智者的思想历程，其实就是一个人不断地打破“我执”的过程。先是信，然后疑；疑，然后再信；信，然后再疑。如此循环往复，小疑小信，大疑大信。释迦牟尼讲经的时候也曾经对一些外道的教徒们说：“佛法如金：金不怕火，法不怕疑。以火验金，以疑证法。”也就是说在释迦牟尼看来：一个人如果没有怀疑，那他根本就不会有真正的信仰。而反观现实中那些“自是”的人，往往就都对自己的理念一信到底，坚定不移。最可怕的是，他们还往往不允许别人质疑。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，杀人狂魔希特勒。8、希特勒就是一个极端自是的人，而极端的自是，必然会造成极端的犯罪。因为在他的决策团体中，只允许不折不扣地执行，从来就不允许出现不卑不亢的质疑。希特勒的一位忠实追随者阿尔伯特·施佩尔就在196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透露道：“在正常情况下，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偏离了现实。很快就会被周围的人发现并且批评，从而能得到改正。但是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中并不存在这种矫正的机制，它完全是与世隔绝，与外界隔离的。所有的人就像是置身于一个四周都是哈哈镜的大厅之中，你的任何一个表情，都只会被放大并且反复确认。在哈哈镜里，除了我自己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”所以，尽管希特勒在二战期间一共屠杀了至少六百万无辜的犹太平民。但是，他从来没有一天怀疑过自己的正义性和正确性。“自是”到这种地步，已经无药可医了。显而易见，希特勒肯定没读过《道德经》。即使读过，也不可能读懂。如果他读懂了，就断然不会熄灭良知之火，堕落到黑暗的世界中不可自拔。所以老子才会说：“自是者不彰。”——以上内容选取自《酷说老子~第二十二章以及第二十四章》